本报记者 韩迪 张洁
“我们69个人就是在2007年8月1日出生的。”回首76个小时的被困过程，获救的矿工们就像再世为人。
洪水袭来
最早发现透水的是开拓队。
“当时是7月29日8时过点儿，我们在搭棚。开始送风送不上，后来打电话也不通，我们就跟着队长去探线。我们在巷道里走了一会儿，发现有积水，开始只有四五指高，后来水流越来越快，流速越来越快。我们往前冲，冲不出去，队长就带着我们扒着钢管往二平台游，那里是井下最高的地方。”高项成回忆说，他们还及时通知了其他在井下作业的班组。
开拓队9人、救护队9人、采煤队26人……很快，69名井下作业人员都集中到了二平台。与此同时，开拓队副队长曹百成做了一个影响所有人生死命运的决定——想方设法把开拓队的那根送风管拉到了二平台上。
“我一边带着人往最高处走，一边想所有的通道都被水淹了，出是出不去了，也没有进风的可能，只有把开拓队的送风管拉过来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”曹百成回忆，他当时也感到恐慌，不知道面临的情况究竟有多危险。
趟着１米多深的水，曹百成带人返回刚刚撤离的工作面，找到送风管，将它拉到了二平台。
组织自救
二平台宽约2.8米，长约48米。集中在这里的69个人虽然在一个煤矿工作，但是不同工种之间的人大多不认识。“我们采煤队的人最多，朱队长就出来主持了。”李宝棠说，当时大家并不乱，都按照队长说的去做。
曹百成回忆，各工种的工人集中后，几个队长商量了一下，地方小，人多，大家在一起不组织起来容易出问题，必须得有指挥调度，他们就成立了一个“临时领导小组”。
这个临时领导指挥机构共５个人：采煤、开拓、掘进、维护４个工种的当班队长和采煤队的副班长。他们做了简单分工：采煤队长、副班长负责通讯，曹百成负责安抚人心，其余２名同志负责监测水情和探险。
这个临时领导小组做了很多工作，井下自救行动也由此积极开展起来：
——处理炸药。携带炸药的工人，按照规定将炸药和雷管分别锁在木箱子里，放到了距离被困人员200米以外的地方，防止发生次生事故。
——集中食物。联想到电影《上甘岭》里全班人分吃１个苹果的情节，大家决定把食物集中，必要时每个人分吃一点，尽量延长每一个人的生命。
——减少活动。为了能让井下的氧气多维持一些时间，保持体力，所有的人都躺下，尽量不活动、不讲话。
——节省电能。除了特殊情况，一律不开矿灯。直到69人被救，孙勤学、高项成等多位矿工都表示，他们的矿灯都还能使用。
焦灼等待
大概集中到二平台１个多小时之后，电话故障排除了，井下与地面恢复了联系。
高项成感觉，那个时候尽管大部分人都挺害怕，但是大家情绪比较平稳，静静躺着，没有人讲话，等待着地面的救援。尤其是有关领导与他们通了电话之后，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中央，他们感到自己获救的希望非常大。
几名矿工回忆，大约在被困近30个小时之后，分配了一次食物。因为只是上班随身带的食物，所以所有人的食物集中在一起也没有多少，大约有2个烧饼、4个馍。每人只分得了一小块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。
又过了六七个小时，井上开始向井下输送牛奶。看到有食品补给，大家的精神更加振奋。所有人都排好队依次去接牛奶，少数人用杯子，更多的人用安全帽，他们还用找到的一个保温罐储存了一些牛奶。牛奶就像甘露，滋润了他们又饥又渴的身体。
井下的时钟走得似乎特别慢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分外难熬。李宝棠说，他就一直看着水面，排水排了那么久，水面似乎只下降了五六厘米。他想：这没脖子深的水什么时候才能抽完啊。
人们呼吸也越来越困难，送氧下来的时候舒服一点，很快又觉得非常憋。吉万年形容他们呆的那个空间就像一只不断被充气的气球，送下来的氧气被人吸入了，可空气中人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。
成功获救
被困70个小时后，大部分人都感到胸闷、憋气，不少人开始出现焦虑、躁动情绪。有人想往外硬闯，有人甚至拒绝进食。
采煤队一个姓曹的小伙子非常冲动，仗着自己会水就想往水里跳，被曹百成一把抱住了：“跳下去就是送死，我不能看你跳下去。”
再等下去虽然不会饿死，但是会被憋死。临时领导小组决定积极行动起来，配合外面的救援寻找最快的获救途径。据回忆，一位姓兰的安全员自告奋勇，带了两三个人去探路，第一次没有什么收获，第二次他们听到了从渣泥另一面传来了救护队员的声音。
5米！堵住他们生路的淤泥和渣石现在只有5米。与地面联系后，救护队果断决定不打大洞，而是挖一个高约0.5米的小洞，尽快将人拉出来。大家的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。
孙勤学回忆，大家很快组织起来，十三或十四个人一组，每组有一个探过路的人带队，向出口方向移动。“到了跟前，憋住一口气，顺着小洞往外爬，然后就抓到救护队员的手，被拉出去了。”
8月1日11时４０分，第一名被救矿工安全升井。12时50分，曹百成最后一个安全到达地面。被困76小时后，69人终于重获新生。
